Wednesday, August 20, 2014

新娜旧稿重发:《蒙古秘史》中“黄金家族”妇女及其社会地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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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蒙古頭號政治犯,異議作家哈達2010年服滿15年刑期後一直被關押在呼和浩特郊外一座黑監獄至今。他的妻子新娜及兒子威勒斯也因拒絕與當局合作而曾被拘押,指控。新娜7月初在網上公佈給習近平,美國國會,及聯合國的控告信,引起社會及國際媒體關注。蒙古雖歷來是男權社會,但婦女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請看新娜這篇文章,剖析歷史上蒙古梟雄。

新娜旧稿重发:《蒙古秘史》中“黄金家族”妇女及其社会地位分析
July 15, 2014 at 7:18pm
  蒙古民族的第一步编年体历史巨著《蒙古秘史》成书迄今已有750年的历史了,这一古典名著为蒙古族历史.文学语言哲学政治思想军事,民俗等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对《蒙古秘史》多侧面的探讨,大大推进了么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蒙古秘史》作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秘史学”,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蒙古秘史》列为世界名著之一,并决定今年8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学术讨论会”(《内蒙古日报》1990年7月3日第一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蒙古秘史》的学术价值及其研究状况。

  尽管《蒙古秘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多方面的硕果,但仍有许多课题有待探讨,笔者以为从妇女学角度,《蒙古秘史》艺术为研究“黄金家族”妇女提供了丰富素材,也进而为研究蒙古妇女提供了宝贵线索。(值此《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之际,笔者愿将自己的引玉之砖匆匆抛出,望各界师长不吝赐教。)
           
                                                                 一

  在《蒙古秘史》的众多人物中妇女也占有相当比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书中有名有姓的妇女共35人。由于本书是一部“蒙古皇族的实录”,所以这35人中大多数是“黄金家族”妇女,在他们之中材料比较丰富的由主要集中在阿兰豁阿.诃额仑.孛儿帖.也遂这四个人身上。下面我们将以上四人的事迹分析如下:

(一)        阿兰豁阿:她是成吉思汗元祖孛儿帖赤那的第11代孙,及成吉思汗的第12代世祖朵奔蔑儿干之妻,阿兰豁阿一生共养育五子,其幼子孛端察儿是孛儿只斤化祖,亦成吉思汗的第11代世祖。在《蒙古秘史》的第一卷里,共用23节文字简述了成吉思汗的先世第1代至第12代的历史,而这其中关于阿兰豁阿的事迹就用了12节的文字记载。据《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年轻时是一位容貌出众的姑娘,嫁给朵奔篾儿干以后生了两个儿子,丈夫去世后挂具期间又生了三个儿子,对母亲无夫而生子一事,前两个儿子在背后议论说:“我辈慈母,无兄弟房亲等人,无夫而生三子矣,家中独有马儿里黑伯牙兀歹,此三子盖其所出耳”(《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11页)。阿兰豁阿得知儿子们的怀疑后经过深思熟虑,编造了一个“感兴生子”的神话,并进而“五箭训子”——她让“五子列坐,人各与一箭杆命折之,一箭其何有哉?折而弃焉,又束五箭杆,与而命折之,五人将束五之箭杆,人各转持,轮而折之,而未能焉”(同上书,第11页)。然后她教训五子道:“汝等五子,皆出我一腹,脱如适之五箭,各自为一,谁亦易折如一箭乎!如彼来之箭,同一友和,谁易其如汝等何!”(同上书,第11页)。折箭的说教,强调了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和不团结的危险性。

 阿兰豁阿的训言,寓意深刻.教益颇深,千百年来在蒙古民族中流传甚广,阿兰豁阿这位聪慧的母亲也被“当做有政治间接地可尊敬的妇女而写入史册”(《蒙古族简史》第10页)

(二)      诃额仑:她是也速该巴特尔的正妻,成吉思汗的母亲。“也速该在蒙古部忽图剌汗死后,是该部一个有实力和威望的人物,是大多数蒙古部落的君主”(《蒙古族简史》第29页)。由于他的早逝,其妻诃额仑不得已挑起生活的重担,并锻炼成长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杰出女性。《蒙古秘史》中关于她的记载大大超过阿兰豁阿,她可以说是书中35位女性中最为出色的一个。从时间上看,从她年轻时候被抢亲成为也速该的妻子,一直到她逝世,书中均有描述。从空间上看,她的活动大大超越了传统女性的天地,她除了养育遗孤,还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蒙古秘史》告诉我们:诃额仑原是蔑儿乞部人也客赤列都的新婚妻子,娶亲归途因“颜容无比”(《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25页)而遭也速该三兄弟的追劫。大难临头她舍己救夫,当他发现来者不善时,便劝赤列都逃命并安慰道,好男儿何愁无妻可娶?你若是想念我的话,另娶一女就叫我的名字吧,并脱下长衫送给情郎留作纪念,显示出她那善良而豁达的性格。成为也速该的妻子后,她共生育了四男一女,铁木真是其   长子。当塔塔尔人用毒酒害死也速该时,铁木真才九岁,最小的女儿帖木仑“方在摇车中”(同上书,第27页)。也速该尸骨未寒,诃额仑母子便遭冷落,在一次祭祖仪式上她因迟到而遭非礼,但诃额仑并不示弱,且依理据争。后来部众因“深水已凅矣,明石已碎矣”(同上书,第34页)欲四散而去时,她又“躬身持上马而往,追还一半百姓”(同上,第34页),在部民将散,部族濒于毁灭的危急时刻,她用神圣的军旗为维系不足的生存而挺身而出,但因大势已去,部民们最终还是遗弃了她们母子迁移而去。

  身陷逆境的诃额仑一方面为了生存“紧系其固姑冠,严束其衣短带,奔波于斡难上下”(同上,第40页),四处采集草根野菜,艰辛抚育儿女;另一方面为了复兴祖业,她又对孩子们耐心启蒙,严格教育。她不断提醒儿女们“在自影外无友,屋外无缨时,泰亦赤兀惕兄弟之难尽时”(同上,第40页)要加强团结,还经常“寻旧言,引古语”(同上)鼓励儿女们继承传统成就大业。在诃额仑的精心培育下,铁木真兄弟茁壮成长兵齐心协力发展成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崛起于“星天旋转,诸国争端”(同上书,第249页)的时代。在铁木真为统一蒙古而进行的斗争中,诃额仑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当札木合暗示铁木真他想与之一分为二时,她和孛儿帖建议,和札木合及早分手,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在征战途中,她陆续收养了敌对部落的四个聪明遗孤,并按她“白日视之亡日,昏夜听之亡耳”(同上,第106页)的设计,将四人均培养上成为栋梁之才;在铁木真听信人言欲杀二弟札木合的关头,她又及时劝阻,防止了内部残杀。··· ···铁木真的政敌札木合在死前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失时曾说过:“安答(指铁木真)有聪慧之母,生性俊杰,有多才弟,友为豪杰,··· ···而我自幼遗于父母,又无昆弟,妻乃长舌,友无心腹,故为天命有归之安答所败”(同上,第214页),这也从反面道出了诃额仑的丰功伟绩。

(三)       孛儿帖:她是成吉思汗的正妻,翁吉拉惕部人,徳薛婵的女儿。当她十岁的时候,也速该见她“其面有光,其目有华,··· ···而中意”(同上,第31页)为其九岁的儿子铁木真求亲,她父亲当即同意并为她做主定下婚约。也速该死后,诃额仑一家命运坎坷,家也凋零,根本无力承办像样的婚事,在此情况下孛儿帖的父母不但没有毁约,而且由她母亲出面送亲,还赔送了大批嫁妆(其中包括一件日后为铁木真崛起派了大用场的黑貂皮袄),将女儿嫁与铁木真。

 《蒙古秘史》中对孛儿帖的记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它既不如阿兰豁阿的事迹集中,又不及诃额仑的描述详尽,但这不多的记载又最具特色和耐人寻味,且看:——第一,铁木真崛起初期,因势单力薄遭到泰赤乌乌部人的迫害,为保存自己他寻求父亲的“安答”王罕的庇护,初次见面时,他将孛儿帖的珍贵嫁妆——一件黑貂皮袄献上,“王罕极喜”(同上,第55页)把他认为义子,正是在王罕的帮助下,铁木真才转危为安并打开了局面。孛儿帖的嫁妆伟丈夫的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从侧面揭示出她宽广的政治胸怀。第二,正当铁木真积聚力量之时,“三姓蔑儿乞惕,以昔日诃额仑母于痴列都之故,今欲复其仇而来”(同上,第58页),抢走孛儿帖。铁木真向王罕、札木合求援,全力反击,不仅夺回了妻子,还获得大批财物。铁木真的初出茅庐之战壮大了力量和树立了声威。夺回孛儿帖,客观上成了他政治上崛起的契机,而孛儿帖的尊贵地位也由此可见一斑。第三,铁木真和札木合早先是好朋友,相处时间长了双方不免产生矛盾,当札木合用隐晦的语言向他表示想分手时,铁木真不解并与母亲和妻子商议,“不待诃额仑母言,勃儿帖夫人曰:闻札木合安答性好厌旧云,今其厌我之时矣,札木合安答适所语者,乃欲谋我之言也。我不可下营,就此行而善离之,兼夜行焉也可”(同上,第80-81页)。她不仅评价了札木合的为人还想出了对策。将泼辣而果断的性格反映的淋漓尽致。铁木真采纳了夫人的意见,连夜兼程离开了札木合。这也表明在政治问题上诃额仑和孛儿帖是有发言权的,而且孛儿帖的发言权更大,否则她不敢抢在婆婆之前发表言论。第四,铁木真称罕后,蒙力克父子八人仗着早年的功劳欲发展自己的势力,七子之中的萨满教领袖阔阔出更是放肆,先是在孛儿帖兄弟之间播弄是非,后来竟发展到毒打并污辱铁木真的小弟斡惕赤斤的地步。当小弟向哥哥哭诉完冤屈后,“未及成吉思合罕言,孛儿帖夫人··· ···堕泪曰:彼晃豁坛何为者耶?昨亦结党欧合撒儿矣,今又令斡惕赤斤从跪其后,成何理也耶?··· ···汝奈何坐视其害汝弟每若是耶?”(同上,第277-278页)成吉思汗听从了夫人的话后,下令杀了阔阔出,从此蒙力克父子都老实了。这里孛儿帖又是先于别人发表意见,且被丈夫接受。无怪乎有的学者指出“孛儿帖是成吉思汗智囊团里最主要的成员”(赛熙亚乐:《成吉思汗传》第464页)呢!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孛儿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女性,她有很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她不仅是尊贵的第一夫人,而且还是一位女政治家。

(四)      也遂:她是成吉思汗的宠妃。她和妹妹也速干原为塔塔尔部的美女,铁木真政府塔塔尔部后姐妹俩均为其宠妃。也遂在征战中一直跟着成吉思汗,直到他病危也是她守在床前。成吉思汗死后也遂还分得大量财物,其受宠程度可见一斑。也遂不仅貌美而且胆识也胜人一筹。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始向外扩张,他亲自挂帅欲征服西夏,“及出征时也遂进言”,(《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304页),她请成吉思汗在走前立下遗嘱,以防他在征战中身亡无人接班。成吉思汗听后同意并采纳了她的提议,并曾赞她“妃虽妇人,也遂之言是之是也”(同上),经协商把斡歌歹选为接班人。正是在这次的西征中成吉思汗患病身亡,也正是由于也遂的及时提醒,接班人问题才得以妥善解决,也遂的政治远见令人钦佩。

  以上,我们把《蒙古秘史》中主要的妇女人物的事迹做了大概介绍,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她们在古代蒙古社会中作用,进而揭示其社会地位。

                                                                         二

  纵览《蒙古秘史》中“黄金家族”妇女,不难看出她们在当时的蒙古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她们有教育子女的义务。众所周知,母亲的重要作用首先来源于母子之间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孩子生命的萌芽借助于母体,而孩子与社会建立的第一个关系便是母子关系,母亲对后代的身心发展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人们常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为老师。在发达的社会里,孩子对母亲的依赖随着家庭劳动社会化的加强而呈弱势,但在落后的时代里,特别是古代的蒙古社会中,妇女和儿童歌关系是密切的,而且二者的相处时间更长,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在古代蒙古社会,脆弱的游牧经济是唯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个做父亲的总要出去照顾家畜,狩猎或做比较远程的旅行,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儿童的早期教育,多半是由做母亲的来承担。母亲们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在白天劳作的闲时和草原漫漫的黑夜里,她们用美丽的神话和古老的故事向孩子们进行着知识启蒙和人格教育。特别是在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古代蒙古社会中,,这样孩子们从出生到十多岁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是依靠母亲的教诲了。在此情况下,一个好母亲就等于一个好老师,母亲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孩子们的身心发展。

  在《蒙古秘史》中阿兰豁阿那著名的“五箭训子”就是对她的孩子们所进行的品德教育,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她不仅把自己的几个孩子教育的出类拔萃,而且还将收养的四个孤儿也培养成才,如:失吉忽秃忽后来成了大法官,孛罗忽罗日后成为成吉思汗的“思杰”之一。《蒙古秘史》的作者对阿兰豁阿和诃额仑的赞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她们教子有方的肯定,它同时肯定了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她们有广泛活动的场所。千百年来妇女们所以没有获得社会应有的尊重,主要还是因为她们长久的陷落在家庭生活之中,大多数被隔绝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之外,夫权控制社会使妇女的权力基本丧失,女性的活动天地也格外狭小。但是《蒙古秘史》一书却反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即“黄金家族”妇女的活动范围广泛。

 除了在教育领域她们富有全权使命外,在其他重要的社会活动中,也时常见到她们的身影。例一,也速该死后不久,在一次祭祀仪式上俺巴孩(生前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两个后妃斡儿伯和莎合台因诃额仑的迟到而拒绝分给她极品,诃额仑抗争后,俩人又下令遗弃她们母子于旧营盘,果真第二天,部众离开了诃额仑母子而迁移它处。这表明:部落首领的遗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她们是不能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发号施令的,更不可能在祭祖仪式上唱起主角。例二,铁木真崛起不久,势力坚强,前来投靠的人马络绎不绝。又一次“成嗯思合罕以此百姓来自札木合处来,喜百姓来服”(同上,第98页),与盟友主儿乞部人“筵与斡难之林中”(同上),宴会上双方的女性诃额仑、额别该、豁里真、忽兀儿臣等均是上宾,且诃额仑、撒察别乞一起收到最高礼待——给首批斟酒。给第二批斟酒人中“撒察别乞小田额别该”也在其中,豁里真和忽兀儿臣合敦因没有受到和额别该一样的鲤鱼而当场责打司厨。由此看来,贵族妇女在重大的社交场合和男性一样有地位。上述二合敦子所以敢责打司厨也说明她们以往没有受过怠慢。

 例三,早期的军事斗争因其方式的残酷很少有女性介入,但《蒙古秘史》却告诉我们:蒙古妇女在军事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一:乃蛮部首领太阳罕软弱无能,其母古儿别别速手握实权“治道锐利”(同上,第174页),且有军事才干。(有的学者因她曾下令割下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手机祭祀而指责她“专权擅政,胡作非为,结果亡国被褥”,其实恰恰是太阳罕有亡国之罪。)如果在纳忽山战役之前太阳罕采纳古儿速的意见不和铁木真交战,乃蛮部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很显然,古儿别速不仅参与军政大事而且有军事才干。其二:“秃马惕百姓之官歹都忽勒莎豁儿死,其妻孛脱灰塔儿浑领秃马惕百姓”(同上,第167页)。后来此部被铁木真征服,女首领也被俘,这说明孛脱灰塔儿浑不仅是部落的政治领袖,而且还亲自征战参与军事活动。其三:成吉思汗西征时,妃子忽兰、也遂均随军,特别是也遂不仅在出征西夏前提醒成吉思汗立下遗嘱以防不测,而且在攻西夏途中成吉思汗兵种之时他主持公务。成吉思汗逝世后“分给也遂众多的西夏百姓”这一事实本身实际上在肯定她在西征中的功绩。

 综上所述,在古代的教育、外交、政治、军事等重大领域,“黄金家族”妇女均有涉足,这与农业社会里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被“金屋藏娇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许是由于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没必要也不可能把妇女的活动严格加以限制志缘故,这样他们自然有何男性一样露面的机会了。
第二.       他们有参与政治的资格。(这个问题实际是上一个问题的继续,因为这个问题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故有必要专门强调)政治一向是指就社会公共事务做出决断的权力领域,所以政治家担负着比一般人更重大的社会责任,社会也要求政治家具备高于常人的素质。如此苛刻的条件,使得一向被看做是弱者的女性作为群体,有史以来几乎被排斥于社会权力领域以外。但《蒙古秘史》却向我们展现了另一幅图景——“黄金家族”妇女在政治领域相当活跃。请看——

  铁木真与札木合的分裂是出于诃额仑和孛儿帖的主张;成吉思汗除掉萨满教领袖阔阔出是采纳了孛儿帖的建议;西征前提醒成吉思汗指定子嗣的又是宠妃也遂;各部落首领去世后大多由遗孀掌握实权。··· ···这一切均表明:“黄金家族”妇女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发言权,相似政治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同时她们的政治素质并不低,对蒙古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第三.       她们有积蓄私产的权利。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存在剩余产品,财产的私有更不可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财产的多寡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相一致的,有社会地位的人才有可能活的财产,其社会地位愈高,他的财产也就愈多。按照这个逻辑,既然“黄金家族”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她们也应该有客观的财产或相应的财产继承权和分货战利品的权利才对,《蒙古秘史》一书的记载恰恰证明了这个推理。

例一.       成吉思汗即位后,建立了较完备的政治体制——千户制。他将全蒙古部众划分为95个千户,分配给开过有功的臣僚88人,而“黄金家族”则是蒙古的最高统治集团。为此他又把编成户的蒙古人众连同管辖千户的各级“那颜”当做他的家产而分配给母亲诃额仑和小弟弟斡惕赤斤一万百姓时,“母嫌少而未语”(同上,第273页)。例二。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途中病亡逝世后,分给也遂众多的西夏百姓。这些均清楚地表明:她们有财产继承权和分货战利品的权利,否则诃额仑是不会嫌少和不敢嫌少的。

  总而言之,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黄金家族”妇女在当时的蒙古社会力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原因何在?前人早已作答。——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的确,人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相对于蒙古社会而言,恰恰是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最终决定了蒙古妇女的社会地位。
                                                                 三

  傅立叶有句名言:“某一个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想名不过的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恩科斯选集》第二卷,第250页)。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而人类也可以在妇女的进化中看到自己精神上的成熟。如果我们把“黄金家族”妇女研究作为一个线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个时代的蒙古妇女,这对我们全面把握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轨迹(毕竟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在更高层次上解释蒙古民族的文虎特征等定会有启迪。

  笔者以为分析“黄金家族”妇女,可以为深入研究蒙古学提供一个新视角:它对我们全面把握古代蒙古社会状况、科学分析古代蒙古社会的性质、揭示蒙古民族的社会和文化特色、以及解剖蒙古社会的婚姻与家庭等等,都有着积极而全新的意义和作用。本文只限于对《蒙古秘史》一书中国“黄金家族”妇女的分析,即成吉思汗时代的妇女人物分析,而他以后的帝国时代和北元时代等“黄金家族”妇女,如:托雷的寡妻夏沙儿合黑、塔泯、斡歌歹的夫人脱烈格涅、忽必烈夫人察必、满都海斯琴夫人等还没有涉及,更没有把视野投向广大的蒙古族劳动妇女。至于对“黄金家族”妇女与广大蒙古妇女的关系,各个时代蒙古妇女的状况及差异,古代妇女与进的现代妇女的继承关系,妇女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笔者将于日后尽力深入钻研,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共同研究,以推进蒙古学的发展。(1990年8月定稿)
                       
重发旧稿的几点说明:

   1,本文最早被内蒙古妇干校公开出版的论文集《探索集》收入,又在内蒙古社科院的公开期刊《内蒙古社会科学》的经济 社会版作了删节后发表,本文为删节版。多年后 再看此文 已有不少过气之处 但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 在此处登出时 未作改动。

   2,本文写作的背景: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非常活跃 内蒙古的学术界也一样,我当时在一所中专当政治老师 教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课之余 我还参与蒙古族哲学及政治思想史研究 (我的学术引路人恰是傅莹女士的父亲阿民先生),当时 由于我写了一篇涉及敏感人物的论文(评述内蒙古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德王的政治思想)被内蒙古宣传部的官员公开点名批评 而引人关注 但更多的人开始欣赏我的文才 纷纷约稿....内蒙古妇干校想要出一本反映本校教职工学术水平的论文集 校长娜仁女士懂蒙古史 希望有人写写历史上的女性 但本校教职工中大多缺乏这方面知识  便找到了我 盛情难却 利用暑假完成了此文 也算是填补了当时内蒙古妇女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娜仁女士的激励语)吧...

   3,为何重发旧稿?主要有三层意思 以解众人的心结 :a,在蒙古族的历史上 蒙古妇女曾发挥过重大作用 后人不应遗忘!b,我在丈夫哈达入狱后的所作所为 不过是发扬传统而已!c,现代蒙古族女性也应该继承先辈的优良 与时俱进 不负使命!

    4,当年我写此文时才30出头 是个心怀激情的年轻学人  现在我已近60岁了 多年政治漩涡的裹挟  我的学术梦已破灭  现在我成了良心犯的妻子及“非法经营”的“罪犯”  晚年 能否重拾旧梦?由不得我自己 关键还在于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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